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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叶屋 > 历史 > 火热的年代 > 第1204章

1月下旬的包头,白昼的气温依然在零下六七度,不过这座城市的新建部分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供暖设施,采用热水管道建立起来的集中供暖,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可比自己烧的土炕要保暖多了,也安全多了。而有了这些集中供暖系统,建立在包头的救灾总指挥部及地区机构,也保持了高效率的工作状态,要是在过去冬天可是不办公的。

在五原、九原建立起来的灾民营地,虽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,但是已经可以让灾民暂时住进去了,到吴川返回包头的时候,这两个营地已经收容了上千名灾民了。

当然,这两处营地并不是救灾委员会兴建的全部营地。在这样的季节,西北没有那个地区能够修建一次性容纳数万人的灾民营地,而整个海原地震受灾的人群至少在几十万以上,需要迁移出灾区的灾民也在十几万左右。所以,救灾总指挥部只能不断的把迁移出来的灾民分散到各个地区去,包头并不是灾民的最后一站。

值得庆幸的是,在共和党的努力下,至少铁路已经修建到了包头、庆阳和宝鸡,因此当灾民被迁移到这三处城市之后,不管是向外迁移人口,还是向这些地区输送物资,都容易了许多。

于是到了1月下旬,海原地震的救灾事务终于进入了稳定期。这里说的稳定期,意思就是寻找活人的工作几乎停止下来了,剩下的工作就是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。

毕竟在这样寒冷的季节,被埋葬在废墟下一个多月的人,几乎是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。哪怕是侥幸脱困的灾民,如果没有被搜救队找到,在野外也很难活过几天,因为晚上的气温太低了。这样的天气也不适合去挖掘那些冻土下的遗体,只有等到天气回暖再来处理这些遗体了。

吴川见状也无意在包头继续逗留下去了,在临走之前他又同驻扎在包头的几位西北局的党委委员进行了交谈,就如何安置灾民和黄河流域的开发问题进行了交流。

和高崇民的沟通最令吴川满意,这位分管农业的西北局委员,显然是对当地河套的农业下了一番苦功的,对于河套的水利开发,他部分赞成了王同春的意见,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“…王老在河套开渠上的成绩确实是值得我们尊敬的,我也认同河套灌区的水利设施应当统一管理。土地改革虽然能够让佃户拥有自己的土地,从而唤醒他们的生产积极性,但是一些农民的狭隘观念,使得他们把水渠当成了公家的东西,把分给自己的土地则视为了自家的财产,为了让自家的财产能够获得更多的增长,他们就不惜破坏水渠,从而引发了个人和集体,生产合作社同生产合作社,合作社同水利社之间的矛盾。

从整个灌区的管理角度来看,王老说的无疑是正确的,我们需要更多的水渠才能开发出更多的良田,但是假如开垦水渠的人不能获利,而各个生产合作社又肆意破坏水渠的话,那么很快整个河套灌区就会萎缩下来了。所以,限制生产合作社的用水,给予投资水渠建设的人员以回报,才是适合当前河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的。

但王老说的,让渠主控制水利社的主张,我是不认同的。没有水,就没有河套的良田,若是让渠主控制了水利社,那么河套还能是我们的河套吗…”

吴川认同了高崇民的意见,他向对方说道:“就我这些日子对西北地区的一些情况的了解来看,本地区最大的问题,还是民间的封建思想过于浓厚了。

这里不同于关内的其他地区,关内的最大问题是地少人多,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,但是西北地区的土地还是相当富裕的,只不过是水利开发不足。地主对于农民的压迫是有,但并没有超出临界点。

同治回乱,辛亥革命,西北地区损失了大量的人口,使得西北出现了许多小地主,这些小地主并没有完全的脱离生产,但日子总比那些佃户过的舒服一些。

这些小地主反感军阀混战,因为军阀要对他们派夫派粮;也对我们保持了疏远的态度,因为我们要推动土地改革消灭他们的土地私有权么。因此他们既希望我们能够维持西北的社会秩序,但又不想我们过多的改变西北的社会秩序。

而西北也不同于东北,东北人大多是华北移民过去的农民,家世最久的也不过三、四世,所以东北没有什么封建习俗。但是西北这边,最年轻的族群也是元朝时从中亚迁移来的回民,至于蒙汉两族更是此地的原住民了,各个族群都有着自己的传统,而族群之间也存在着对抗的历史。

汉人和蒙人对于本地回民的警惕,回民对于蒙、汉的紧张,在满清的故意放纵下,已经成为了本地区各族群的心结。而这种族群之间的对抗,对于各族上层来说是有好处的,他们不仅可以借此拉拢底层征兵征粮,还能确保各族底层民众不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对于西北的统治。

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,我们一味的推动土地改革,恐怕很容易被当地反动势力利用,从而引发民族之间的冲突。我们需要阶级斗争去改造西北的社会,但是我们也得审时度势,先对当地的环境进行一定的改造,然后再顺势推动社会的变革。

简单的说,就是先利用资本摧毁地方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,然后再推动教育和工业建设,让无产阶级重建本地的社会秩序…”

高崇民对于吴川的话语深以为然,他同样以为吴川提出的建议是解决西北问题的关键。1921年的共和党自然要比1911年的革命党成熟太多了。如果说孙中山的国民党花了20几年还在兄弟义气和口头民主之间打转,到现在也没有弄出一套如何实现三民主义的道路来,那么共和党这十年来已经从婴儿期发展为了青少年期了。

从一开始,吴川就给共和党树立了马列主义的旗帜,到了1921年党内对于这面旗帜已经深信不疑,但是对于如何建立共产主义的道路,党内已经渐渐形成了两种理论。一条是先走国家资本主义,然后再进入到社会主义,再进入到共产主义;另一条则是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,然后再进入到共产主义。

而这两条道路,其实都有吴川的影子,前者的利用外资跳跃发展工业建设;后者则是通过土地改革,没收地主土地走内部积累的发展之路。

当然,在1921年这个时间段,不管走那一条道路,对于当时的中国都是行得通的,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也好,社会主义也好,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都是更为先进的发展道路。

哪怕是李大钊等理论上更倾向于公有制社会的共和党左派,也承认当下在中国推动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,当然他们不是把目光放在让人民吃饱饭这种低级目标上,而是在于资本主义对于封建社会传统的破坏能力上来考量的。

经过了这十年来对于东北社会的改造,吴川也不得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,资本主义对于传统社会的改造是最为彻底及最为迅速的,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传统的破坏力度很难达到资本主义的程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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